儒家思想

胡杰:探讨张栻经学与理学的关系

文章来源: 编辑: 发布时间:2017年08月02日 点击数:196 字号:【小】 【大】

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,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极为密切。一方面,中国经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在这两千多年的历程中,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与中国经学的关系错综,无法截然分开;历代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是经学家,其中借注疏经典表达自己的见解者也屡见不鲜。另一方面,在一定的哲学思潮中,经学的发展往往在治经方法有不同特点、治经内容上有不同去取舍与侧重。如两汉经学时代,儒学定于一尊,儒家的典籍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也超出一般典籍的地位,被奉为明天道、正人伦,致至治的“经典”,[1]以此建立起来的经学,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,“成为人们立论的法定依据、经邦济世、从政立法的指南,”[2]长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。到了宋代,理学家各派在阐发其哲学和理学思想时,也大多程度不同地认同于儒家经典,强调治经学目的是为了明理、明道,或者强调为了明心,并逐渐形成了“以己意说经”经学观。如邵雍认为经有因革,不必引用详解,并提出“先天学,心法也。故图皆自中起。万化万物生乎心也。”[3]开宋代理学心本论思想之先河。周敦颐也克服了汉唐轻义理阐发的弊病,通过解《易传》《中庸》,构建了“无极而太极”宇宙本体论,并将其宇宙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,使经学趋向于哲学化、义理化,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与儒学哲理化做了开拓。张载也强调不能附会先儒的传注解经,主张自立己说,以明性理。[4]他还在气本论基础上,将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,构建了其理学思想体系。二程则以治经为实学,自家体贴出“天理”来。他们疑经惑传,并提倡“以己意解经”,认为只要道理通,符合义理,就不必拘泥于经书文字,他们甚至认为即使文义解错也没什么害处。[5]张栻之师胡宏亦看重为己之学,批判汉唐经学为章句训诂之末,曰:“事不在章句”,[6]“惟为己之学是务。”[7]他强调释经以理义为标准,认为理义在经典之上,如果违背了理义,即使是圣贤之经亦当改正。与张栻同时的理学大师朱熹的经学观亦体现了理学“以己意说经”的共性。[8]宋代理学家如此等等以己意说经,阐发性理、心性之学的鲜明特点不仅对宋明理学的发展、后世哲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,而且影响着宋明理学与中国经学所具有的密切联系。因此,对于一位理学家的了解如果缺失了对其经学与理学思想关系的考察,无疑是存在缺憾的。

目前学界对张栻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,由经学思想、理学思想研究涉及到更多重要的理学范畴和论辩的探讨与考证、对张栻生活的时代背景、学术渊源、家族背景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也不断融入,这对于大家深入系统的张栻思想研究做了很多非常必要的工作;与此同时,笔者也看到较少有人去探讨张栻经学与理学的关系,本稿的撰写亦由此而起,虽不免粗糙,愿得各位专家学者砥砺琢磨、抛砖引玉而已。

一、张栻经学是张栻理学的载体

张栻经学是张栻理学的载体,是张栻理学的基础和根据。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,张栻不仅注意汲取二程、张浚、王大宝、胡宏等思想家的相关思想,又与吕祖谦、朱熹等同时代的学者相互交流,并在诠释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经典的过程中,把哲学诠释与经学诠释结合起来,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,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,不仅提出了系统、完整的以天理论为主体,贯通道本体、性本体和心本体的本体论诠释学,而且提出了治经应当注意与穷理相结合以及治经“以涵泳其情性,而兴发于义理”的观念,从而丰富并发展了其理学和中国哲学。

(一)“微言仅存于简编”

张栻认为,道存在于圣学之中,要想真正求得圣人之心,必须反对重专注文辞训诂而忽视阐发义理的流弊,因为经典中确有微言,只是方法不得当,不能考察圣学之大本而已。他说:

孟氏没,圣学失传,寥寥千数百载间,学士大夫驰骛四出以求道,泥传注,溺文辞。又不幸而高明汩于异说,终莫知其所止。嗟夫,道之难明也如此!非道之难明也,求之不得其本也。[9]

在张栻看来,求圣人之道,不能拘泥于传注,沉溺于文辞,而是要有以兴儒学为己任,大辨异端、力斥俗学,以求续圣人之道,承圣贤之学的豪情与担当,坚决反对读书无妙解,数墨仍寻行的行为。曰:

生世岂云晚,六籍初未亡。向来言外旨,瞠视多茫茫。隐微会见独,如日照八荒。始知传心妙,初岂隔毫芒。绝学继颜孟,淳风返虞唐。读书无妙解,数墨仍寻行。况复志宠利,荆榛塞康庄。自云稽古功,此病真膏肓。……一洗汉儒陋,活法付诸郎。[10]

张栻指出寻道德办法是,继承颜孟绝学,治经须求言外之旨。还必须要抛弃汉儒读书不求心解,不求六经言外之旨,不知道圣人传心之妙。他强调圣人之心乃是圣人所以作经之意,它蕴藏于经典字里行间,体现于经典言外之旨,传心之名,乃千古不渝。故学子通过读书,以求得圣人所以作经之旨;通过接续圣人之心,批斥异端,兴传儒学,使圣人之道得以复明,其曰:

洪惟元圣,研几极深。出言为经,以达天心。……嗟哉学子,生乎千载。孰谓圣远,遗经犹在。孰不读书,而昧厥旨。章句是凿,文采是事。矧其所怀,惟以禄利。……维理无形,维经无穷。[11]

张栻提出学者在治经时,应当注意治经与穷理相结合,以求得圣人所以出言为经的意旨。“盖自孔孟没,而其微言仅存于简编。”[12]只有如此,才能真正取得微言大义,寻得圣人之道。

(二)“涵泳其情性,而兴发于义理”

张栻的理学思想,是在治经的过程中,通过发挥义理,将经学义理化,逐渐形成起来的思想体系。他主张,治经学不是为了纯粹的治经学,最终是为了兴发义理,使学者趋善远利,他说:

使之诵《诗》、读《书》、讲《礼》、习《乐》,以涵泳其情性,而兴发于义理。师以导之,友以成之,故其所趋日入于善,而自远于利。[13]

根据治经兴发义理这一主张,张栻展开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等经书的研治。张栻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理学思想、受其父张浚熏陶及与同时代学者的论学,逐步构建起其理学理论:张栻易学“《易》之书所以载道”、重象数与义理的结合及其太极、阴阳范畴、道器关系说,皆有独特之处;其四书学潜心《论语》发明仁说,用义理解读《孟子》阐发其义利观,发明性命之微,治《中庸》而展开“中和之辩”,阐释《大学》并提出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。基于此,张栻在宋代经学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,被尊称为“东南三贤”“一世学者宗师”[14]。

二、张栻经学是张栻理学的“源头活水”

张栻的理学思想体系,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理学范畴及由范畴构成的理学理论所组成,而这些范畴、理论的提出,大多是张栻通过对儒家经书及经典范畴的解析而提出,也有部分是张栻在与同时代诸多学者、思想家的相互交流中而深化发展的。如太极论、天理论等理学理论均建立在其经学思想的基础上,通过张栻对儒家经典的探讨和阐发而得以提出和展开。可以说,离开了经学、离开了对经典范畴的解析就谈不上其理学理论的建构。

(一)张栻易学对太极、阴阳、道、器等范畴等的探讨

张栻通过治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等儒家经典,对其以义理加以注解,曾著有《南轩易说》、《南轩孟子说》、《南轩论语解》、《中庸集解》等作品,并提出一系列理学范畴,由这些范畴组成理学理论,构成张栻理学理论体系。其中,就包括张栻易学对太极、阴阳、道、器等范畴等的探讨。

在易学中,张栻把“太极论”引入《易》学,认为“太极”涵盖了天、地、人三才,也应是宇宙万物之根本。所以他对太极做出诠释。提出“《易》有太极者,函三为一,此中也。”[15]、“太极者,所以生生者也。”[16]“太极者,固万物之所备也。”[17]、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,其太极之蕴与!”[18]“无极而太极存焉,太极本无极也。”[19]“太极不可言合,太极性也。”[20]在这里,张栻把太极等同于性,使“性”和太极一样都作为宇宙万有的根源,成为本体范畴。此外,张栻还具体阐释了“太极”与“性”、“气”“情”的区别,强调“太极”与“性”都是宇宙的本体,但“太极”还兼气、情,将本末、体用一以贯之,这是其“太极”与“性”的细微差别。

张栻受程颐等人思想的影响,在其《南轩易说》把“阴阳”区分为形下之气、形上之道,同时又超越程朱,认为由“阴阳”自身表现出形下之气、形上之道。其曰:

夫天地之气始交,而阴阳之气甄陶孕育,勾而未萌,甲而未拆,此《屯》所以为物之始生也。[21]

张栻强调阴阳二气结合,孕育出世间万物,这同程朱形下之气论阴阳相似,但他把“阴阳”看作是形而上者,则完全不同于程朱,张栻说:

试以天地论之。阴阳者形而上者也,至于穹窿磅礴者,乃形而下者欤?[22]

这体现出张栻汲取前辈思想,但不拘泥于前辈,敢于超越前辈,勇于创新的可贵之处,表现出张栻阴阳范畴具有的鲜明特点。

在阐释《周易》过程中,张栻还展开了具有其易学特色的对道器关系述:张栻的“道”,有宇宙本体之道和事物规律之道两种不同的涵义:一方面作为宇宙本体,与物的关系是本体与作用、本原与派生的纵向联系;“道”作为天地万物的规律,与“器”范畴相联系。张栻提出,“道不离形,器异于道。”[23]“道与器非异体。”[24]“道讬于器而后行”[25]“道不泥于无,器不堕于有”[26]等独特观点。

(二)张栻四书学构建了以义理为主亦重注疏的新经学思想体系

张栻四书学潜心《论语》发明仁说,用义理解读《孟子》阐发其义利观,发明性命之微,治《中庸》而展开“中和之辩”,阐释《大学》并提出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。张栻不仅突出“四书”,将“四书”义理之学作为经学发展的主体;又能兼采汉宋,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,构建了义理为主亦重注疏,经学与理学相结合的新经学思想体系,在宋代经学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张栻认为“《论语》一书,明训备在。”[27]张栻告诫学者学习《论语》,一定要以求仁为贵,才能不失其为人之道。他说:

昔者夫子讲道洙泗,示人以求仁之方。盖仁者天地之心,天地之心而存乎人,所谓仁也。人惟蔽于有己,而不能以推,失其所以为人之道,故学必贵于求仁也。自孟子没,寥寥千有余载间,《论语》一书家藏人诵,而真知其旨归者何人哉?[28]

张栻强调潜心于《论语》,力行而自守以为仁,从治《论语》以求仁、知道,体现出他治经以阐发义理的思想特点。张栻通过治《论语》,阐发其兼重察识涵养的工夫论和“致知力行互相发”的认识论,令人耳目一新。

在讲解《孟子》中,张栻认为,天理与性、心等范畴相通,理本具于性,天理来源于性,天理存于人心。提出“理本具于性,贵于充之而已。”[29]“天理之存于人心者也,人皆有之”[30]的思想。在天理与人欲二者的关系上,认为天理是善,是公;人欲是不善,是私。二者相比,张栻要求人们克己私,存天理。因为:

未诚者,由其有己而自私也。诚能推己及人,以克己私,私欲既克,则廓然大公,天理无蔽矣。[31]

张栻在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二程一派学说的基础上,对“性”论进行发挥。把性与天命联系起来,以性作为宇宙万有的根源,使之为宇宙本体,其曰:

天命之谓性,万有根焉。[32]

有是性则具是形以生人。[33]

赋是形以生者,盖以其具是性也。[34]

张栻认为:宇宙万有都根源于性,性超越于形体之上,是有形万物产生的根据;有性才产生事物的形体及事物本身。同时张栻在阐释《孟子》过程中,以仁义礼智作为性的内涵,认为“仁义者,性之所有。……人之为仁义,乃其性之本然[35]。从而使道德的理性上升为本体而支配世间万物。

不可否认,张栻继承二程思想,以公私来区分天理、人欲,通过注解经书,注重经学与理学结合,阐发其理学思想,所提倡的理已经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,就在义利、理欲之辨中,为儒家伦理学提供了本体论的哲学依据,在宋明理学史上意义重大。

三、张栻理学是张栻经学义理阐发的逻辑体系

张栻的理学是张栻经学之义理阐发的逻辑体系,是其经学的引导及其哲学上的理论根基,在其经学基础上的深化、展开和进一步发挥,亦即经学的哲理化、系统化。在张栻看来,太极论、天理论等理学理论就存在于以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为代表的儒家经书之中,同时他结合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需要,从中提炼出适合社会发展的价值体系,以引导人们的思想言行。他要求学者通过研习儒家经典,玩味体察,熟读精思,无所为而克己私,涵养、省察相兼并进,从而存理遏欲,体悟天理,以理义修身、治天下,实现儒者由内圣而外王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。可以说,宋明理学与中国经学具有的密切联系,在张栻经学与理学思想里有充分的体现。

(一)张栻对“《易》之书所以载道”的阐释

秉承深厚的家学渊源,承袭正统的理学思想,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,通过对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儒家经典的研读,在其著作《易说》中,提出“《易》之书所以载道”[36]的思想,认为经典是载道之文,突出道的重要性,以义理说明儒家经典,从中发现圣人之道,形成其包含太极、阴阳范畴、道器关系说等别具特色的易学思想。并敢于对朱熹认为《易》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提出质疑,在答朱熹书中,张栻说:

《易》说未免有异。盖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,恐非为卜筮专为此书。当此爻象,如此处之则吉,如此处之则凶,圣人所以示后世。若筮得之者固当如此处。盖其理不可违,而卜筮故在其中矣。[37]

张栻引用《易传·系辞》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”,认为辞、变、象、占四者都是圣人之道,以此不同意朱熹关于圣人专为卜筮而作《易》的观点。

(二)张栻对《论语》“汲汲于求仁”的理解

张栻重视研治《论语》,辑《论语说》,著十卷《论语解》,依据《鲁论》,继承二程思想,根据他自己的见解,撰写《洙泗言仁》一书,从中发明仁说。在他看来,求仁即为求道,其曰:

《论语》一书,明训备在,熟读而深思,深思而力体,优游厌饫,及其久也,当自知之,有非人之所能与矣。……盖其中心汲汲于求仁而已。是道也,夫人皆可勉而进。[38]

显然,张栻研治《论语》之目的就是为了求道、尽道,把孔子之道传承发扬,落实到力行上,进而在其《论语说序》中提出其知行关系说,主张致力行相互促进,以致达到求明圣人之道。所以张栻说:

学者,学乎孔子者也。……圣人之道至矣。……历考圣贤之意,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,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,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,行之力则知愈进,知之深而行欲达。是知常在先,而行未尝不随之也。……然则声气容色之间,洒扫应对进退之事,乃致知力行之原也,其可舍是而它求乎![39]

张栻认为,《论语》一书记载孔子的言论,应该终身求学于《论语》,以得到圣人之道,学做圣人,学如何尽为弟、为子之责,不仅要致知,还要力行,把两者结合起来,才能够推行圣人之道。

(三)张栻通过讲解《孟子》,体现存理遏欲的义理

宋代,由于三教的消长互补、社会变迁、信仰失落、道德沦丧、价值观念重建等问题,儒家伦理思想面临挑战,社会上所讨论的核心问题由义利之辨转入天理人欲,探讨为儒家伦理思想寻找哲学本体论的依据,儒家经典“四书”成为一种选择,通过“四书”阐发义理、哲理。张栻通过讲解《孟子》,提出存天理,遏人欲的思想。其曰:

学者潜心孔孟,必得其门而入,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辩。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。无所为而然者,命之所以不已,性之所以不偏,而教之所以无穷也。凡有所为而然者,皆人欲之私,而非天理之所存,此义利之分也。……意之所向,一涉于有所为,虽有浅深之不同,而其徇己自私则一而已。[40]

在张栻看来,入孔孟之门,不应该急于进行义利之辨,要将其与理欲之分联系起来,先以“无所为而然”,还是以“有所为而然”来区别义与利,他认为,“无所为而然”就是人之本然之性,自然而然,没有主观之意,就是义,即天理之所存;“有所为而然”就是以己私为意向,就是利,也就是人欲之私。张栻把无为、有为作为区别义与利的界限,把义利之分和王霸之辩联系起来,王者之政就是义,而霸(伯)者之政则是为追求利而陷溺人心。张栻的义即是理、公、王,而利即是欲、私、霸,希翼通过学习明于义利之分、理欲之辩、公私之分、王霸之辩,真正做到重义轻利、贵理贱欲、公而无私、存王去霸,以入孔孟之门,把《孟子》之“微辞奥义”发扬光大,体现出存理遏欲的义理。

综上所述,张栻继承和发挥了二程理学思想、受其父张浚熏陶及与同时代学者的论学,把经学研究与理学研究结合起来,以道为本,以传注文辞为末,采用治经兴发义理的经学观,通过注解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经书,阐发其独具特色的理学思想,表现出新儒学的义理,体现出经学与理学的结合,对推动宋明理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,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注释:

[1]“先圣所以明天道,正人伦,致至治之成法也。”(《儒林传》,(汉)班固《汉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3589页。)

[2]吴雁南、秦学颀、李禹阶主编《中国经学史》,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2001年,第21页。

[3]《观物外篇上》,(宋)邵雍著,李一昕点校《皇极经世》,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3年,第542页。

[4]“义理有碍,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。……当自立说以明性,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。”(《张子语录中》,(宋)张载《张载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8年,第321~323页。)

[5]“善学者,要不为文字所梏。故文义虽解错,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。”(《河南程氏外书》卷六,(宋)程颢程颐,《二程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1年,第378页。)“解义理,若一向靠书册,何由得居之安,资之深?不惟自失,兼亦误人。”(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五,《二程集》,第165页。)

[6]《水心亭》,(宋)胡宏著、吴仁华点校《胡宏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,第57页。

[7]《邵州学记》,《胡宏集》,第151页。

[8]如朱熹改易《大学》,增加原文所没有的《格物致知补传》,其目的就在于阐发和认识天理,这也是理学“以己意说经”的学风和经学观的集中体现。

[9]《敬斋记》,杨世文、王蓉贵点校,《张栻全集》,长春:长春出版社,1999年,第724页。

[10]《赋遗经阁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554页。

[11]《读书楼铭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1046页。

[12]《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699页。

[13]《雷州学记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689页。

[14]《与张定叟侍郎》,(宋)陈亮著《陈亮集》(增订本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7年,第383页。

[15]《南轩易说》卷一,《张栻全集》,第11页。

[16]《答吴晦叔(五)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825页。

[17]《答周允升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977页。

[18]《答吴晦叔(一)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822页。

[19]《答彭子寿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983页。

[20]《答周允升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976页。

[21]《南轩易说》卷三,《张栻全集》,第53页。

[22]《南轩易说》卷一,《张栻全集》,第16页。

[23]《南轩易说》卷一,《张栻全集》,第16页

[24]《论语解》卷五,《张栻全集》,第138页。

[25]《南轩易说》卷一,《张栻全集》,第17页。

[26]《南轩易说》卷一,《张栻全集》,第17页

[27]《仰止堂记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733页。

[28]《洙泗言仁序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752页。

[29]《孟子说》卷七,《张栻全集》,第511页。

[30]《孟子说》卷六,《张栻全集》,第442页。

[31]《孟子说》卷七,《张栻全集》,第467页。

[32]《孟子说》卷四,《张栻全集》,第385页。

[33]《孟子说》卷七,《张栻全集》,第488页。

[34]《思终堂记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740页。

[35]《孟子说》卷六,《张栻全集》,第425页。

[36]《南轩易说》卷二,《张栻全集》,第36页。

[37]《答朱元晦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868页。

[38]《仰止堂记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733页。

[39]《论语说序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751~752页。

[40]《孟子讲义序》,《张栻全集》,第753~754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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